环保部近日发布2017年6月和上半年，全国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空气质量状况。

数据显示，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上半年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50.7%，同比下降7.1个百分点。PM2.5浓度较去年同期相比仍呈现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达14.3%。北京上半年PM2.5浓度已接近去年同期水平，但PM10浓度同比仍上升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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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窗外黑白灰的一切，发射消失了的楼宇，呼吸着“沉重”的空气，PM2.5悄悄入侵我们的肺部时，沉重、焦躁的情绪也萦绕心头。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体验？

你不是一个人！

“灰霾天气易使人们产生焦虑、低落、抑郁等负性情绪，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并可能增加精神疾病高危人群发生抑郁症、焦虑症及躯体形式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的风险。”北京大学陆林告诉《知识分子》。

尽管在医学领域，霾污染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定论，国内现有针对这方面的研究开展得还较少，国外的一些学者关注过空气污染、颗粒物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也不一致。但科研工作者对霾污染的研究从未止步。

北京大学张晓波教授、张欣博士和耶鲁大学陈希教授发表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上的研究发现霾污染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也会使人产生负面情绪，甚至导致心理抑郁。

他们的研究显示，空气污染降低了人们的愉悦程度，增加了抑郁倾向的发生概率。空气质量的恶化或许可以解释中国2007-2014年居民幸福感下降的22.5%。

为探寻霾污染与人们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人员依据精确的时间与地点将个体幸福感的数据与其所在地空气质量的数据进行了匹配。

其中研究所使用的个体数据来自2010，2012和2014年三轮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这一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约15000个家庭。空气质量数据则来源于重点城市每日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API）。API依据我国2016年前的空气质量“旧标准”进行计算，主要考量PM10，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三种污染物，取值范围是0到500，越大表示空气污染越严重。我们平时所说的“爆表”就是指API超过了500。在这三种污染物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是中国的首要污染物，与“霾污染”最为相关。

研究使用了CFPS中三类幸福感的数据：第一是生活满意度，问题为“您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回答范围是从1（很不满意）到5（非常满意）。由于这个问题没有给定时间的限制，受访者倾向于从长期的角度来考虑，因此研究发现收入、社会地位会和婚姻状况，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而霾污染对这个指标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是愉悦感，问题为“最近1个月，您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振奋（依据中文问卷原题干）的频率？”，回答的范围从0（几乎每天）到4（从不）。分数越高则不愉悦感越强。研究发现霾污染对个体的不愉悦感有着很大影响，且污染程度越高影响的幅度也越大。

第三个是抑郁倾向，CFPS提供了一个简化的抑郁测量量表，包含6个问题询问最近的情绪状况，从中可以得到一个抑郁测量总分，分数越高说明抑郁倾向越严重。当受访者的抑郁测量得分大于等于4时，则被判定为具有抑郁倾向。该指数被发现与愉悦感一样受到空气污染的明显影响。研究人员认为，与生活满意度相比，由于在问题中限定了近期的时间范围，受访者的愉悦感和抑郁倾向更易受到每日环境变化的影响。

此外，由于CFPS数据覆盖范围广，这一研究还发现不同群体受空气污染的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在心理健康上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几位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环保意识更强，在室外的时间也更长。与此同时，两性个体对空气污染也有着不尽相同的反应。男性的愉悦程度受空气污染影响更明显，而女性的抑郁倾向则与空气污染更紧密相关。幸福感整体受空气污染影响最大的群体则是那些低收入、低教育程度、居住于高污染地区、在室外工作的受访者。值得注意的是，父母更加担心空气污染对孩子的影响，研究显示家中有16岁以下孩子的受访者受空气污染的影响程度是家中没有孩子的受访者的3倍。

多项大型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的高速增长而提高，而是呈现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状态。该现象也被称为“幸福悖论（伊斯特林悖论）”。这项研究表明空气污染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即环境质量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幸福感。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居民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了对更好环境的追求。研究显示，与美国人相比，中国居民愿意为空气污染的减少支付相同比例的年收入。

此外，评估空气污染更广泛的影响对制定公共政策十分有益。这一研究表明，现有基于健康层面对空气污染成本的评估低估了由空气污染对幸福感和精神健康的影响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如果进一步把这一部分社会成本纳入考核范围内，那么制定更加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的收益会大大增大。